国       歌

侯发山

2006年11月21日。

南太平洋岛国汤加。

努库阿洛法机场候机大厅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人，从他们叽里咕噜的声音中，可以分辨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，有美国人，有中国人，有朝鲜人，有菲律宾人……至少有一二十个国家。有的默默流泪，有的嚎啕大哭，有的瑟瑟发抖，他们的脸上一律挂着惊恐、不安。时不时从外面传来炮弹爆炸的声音，更加剧了他们的无助和绝望。

因宪政改革分歧引发骚乱，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的政府机关和商业场所遭到上千名暴徒的冲击，市中心大部分建筑被毁，店铺被烧、抢……许多国外侨胞逃命似的跑到了努库阿洛法机场，希望能乘坐飞机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然而，机场瘫痪，所有航班都处于停飞待命状态，而急着回程的各国侨民却一波波蜂拥而至。

就在大家悲观失望的时候，忽然，一阵由远及近的飞机轰鸣声传来。循声望去，隔着窗户，他们看到一架大型飞机徐徐降落，飞机机身前面绣有鲜艳的五星红旗，有“中国国际航空公司”字样——中国的飞机！在场的中国人都叫起来，跳起来，同时，脸上也都稀里哗啦淌满了泪水。

这时候，中国驻汤加大使馆人员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，安抚、组织同胞们返回祖国。

因为匆忙，不少人的身份护照之类的东西都丢失了，无法辨认这些人的身份，大使馆工作人员大钟灵机一动，大声叫道：“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来，会唱国歌的上飞机。”

大钟这么一嚷嚷，有十多个侨胞悄悄从人群中溜走了。可以看出，他们虽是黄皮肤，也会说几句中国话，却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人。

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每个唱国歌的人一张口，就哽咽着唱不下去了。

一时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在努库阿洛法机场上空。

听着熟悉的旋律，日本人山本一郎眼珠一转，走过去跟在了队伍的最后面，他要搭乘中国的飞机离开！轮到山本一郎了，他一点也不惊慌，甚至还对大钟说了声“您好”，然后张嘴唱开了：“……起来！起来！

起来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！”

山本一郎顺利登上了飞机。透过飞机的眩窗，看到未上飞机的人绝望得嗷嗷哭叫，似乎要崩溃了，山本一郎心里五味杂陈，感慨万千。接过乘务员分配给他的水、食物和水果，狼吞虎咽后，开始闭目养神。说到中国国歌，他要感谢他的父亲。二战时期日本战败后，他的父亲留在了中国，准确地说，应该算是弃婴。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日子里，听到当地老百姓经常哼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父亲无意中学会了。后来辗转回国，结婚生子。山本一郎幼年时跟其他孩子一样，免不了哭闹，为了哄他，父亲便随口哼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听着这首激扬的歌曲，山本一郎就渐渐安静下来。山本一郎长大后，学会了日本国歌《君之代》，他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给他哼唱日本的国歌，因为《君之代》并不是用来赞美天皇的赞歌，而是一首哀悼逝世天皇的挽歌，也就是哀乐。歌中大都是与“死”相关的词语，如“墓石”“苔藓”等，再怎么反复高声吟诵也感受不到喜庆、欢快的味道，很是沉闷和压抑……后来，从亚运会和奥运会的领奖台上，山本一郎，还有父亲才，知道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了中国的国歌，直到如今！

中国这架接送华侨的飞机飞越9个国家和地区，航程一万多公里，飞行10小时30分钟，终于于2006年11月23日降落到厦门机场。

下了飞机，山本一郎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跟着落下了。他虔诚地跪在地上，用日语念叨了一句：中国に感谢します（感谢中国）。他明白，到了中国，就离家不远了。

在历史云雾的深处

武歆

来到天津的外地人，总要去“五大道”走走看看。尽管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早已随风枫逝，但幸好还有这些建筑留存了下来，以供后人追忆历史云雾背后的人和事。

我喜欢在午后，一个人在这些街道上慢慢地走。看偶尔飘飞起来的树叶，看惆怅忧郁的建筑，也“看”建筑背后已走远的人。“曹锟旧居”就是在那个秋季的午后，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，突然闯进我忆旧的思绪中的。

我站在曹锟旧居前，看那狭长的木质窗户，上面布满了灰尘。

我最早知道“曹锟”这个名字，是在30多年前中学时代的课本里。一个“贿选总统”的烙印，重重地盖在他名字上面。盖得那样结实，没有一丝缝隙。是的，“贿选总统”的臭名始终伴随着曹锟。

1924年“北京政变”，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，而后馮玉祥退出北京，曹锟被迫下野。但是，下野后的曹锟来到天津，还是照旧与“贿选总统”的名声相联，并且又因为沸沸扬扬的家务事，名声更是难堪——曹锟的三夫人和四夫人，因争宠、争财大打出手，双方雇用了许多流氓打架斗殴，后来又变成巡捕持枪对峙，闹得英租界硝烟弥漫。一段时间里，大报小报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，前“大总统”出了大丑，“贿选”这个印章也就更加紧密相随，无法让人忘记了。

民国时期的五大“总统”——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冯国璋、徐世昌和曹锟，在天津的“五大道”租界地，都有他们或大或小的公寓。在民间，假如以“坏名声”为标杆，给这五位“大人物”排列顺序，显然曹锟的排列会“荣幸”靠前。老百姓痛恨腐败，就像是厌恶下水道里面的脏物一样，而曹锟的“贿选”，显然属于腐败范畴，所以把曹锟排在坏名声的前列，一点也不足为奇。

同样当过“大总统”而后下野的徐世昌，就比曹锟的名声好。两个人早年的公寓都在天津五大道的英租界，而且相距不到五分钟的距离，但是两个人的名声却相差极大——曹锟是“贿选总统”称号，而徐世昌则是“文治总统”称号。

徐世昌下野后，吟诗作画搞收藏，还组织了一个“晚晴诗社”，编书出书，单凭一本雕版的《清儒学案》，就得到了许多后来学者的肯定。而曹锟下野后，因为“后院起火”，闹得世人看尽了他的笑话。

不过，在曹锟的晚年，人生将要终结之时，他张扬了一次自己的气势。

1937年，日军全面侵华之后，日本政府急于在各“沦陷区”成立所谓的“治安维持会”，与此同时，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“中国政府”，这样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“出山”，才能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抗衡。

于是，他们开始寻找，他们想到了天津租界地里那些下野的大人物，经过仔细梳理，曹锟成了日本侵略者选中的人。

于是，南海路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；曹锟的宅邸前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……但是曹锟面对他们许下的高官厚禄，始终不为所动。日本人不死心，早上来，下午来，晚上来，成群结队。曹锟或是不开大门，或是大声斥责这些人，表示不当汉奸的决心。这让当时许多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想到。

晚年的曹锟保住了自己的名声。

1938年，曹锟病死在公寓里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。76岁的曹锟终于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，完成了一场“自我救赎”。据说他的死与日本人有关，可能死于谋杀，这已经成为一桩历史的疑案。但无论怎样，曹锟拒做汉奸的行为，为他自己的历史辞典，增添了明亮的一笔。

文字所能传的情、达的意是不完全的。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。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，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，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平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。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。于是在利用文字时，我们要讲究文法，讲究艺术。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“走样”。

在说话时，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。并不是说话时没有又法，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。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“我”字。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。于是我们得尽量的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。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，所以不好。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，不但显得迂阔，而且可笑。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。文字是间接的说话，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。当我们有了电话，广播的时候，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。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，是否还用得到文字，是很成问题的。

这样说来，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“愚”的表现了。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，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？

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，在面对面社群里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。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。象征是附者意义的事物或动作。我说“附着”是因为“意义”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，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。这是社会的产物，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，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；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。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，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。因之，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，只能有社会的语言。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，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，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，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。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，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，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。

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，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。我想大家必然有过“无言胜似有言”的经验。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，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，使每一人、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。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，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。唐朝诗人李贺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，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。

于是在熟人中，我们话也少了，我们“眉目传情”，我们“指石相证”，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，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。所以在乡土社会中，不但文字是多余的，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。

(摘编自费孝通《乡土中国·论文字下乡》)